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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隐藏在管理学的诸多理论背后

2019/11/09 来源:葫芦岛汽车网

导读

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在这样的写字楼格子间中工作,但几乎没有人去想,这样的设计是怎么来的呢?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妈的单位,他们通常都是2-4个人分

当代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隐藏在管理学的诸多理论背后

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在这样的写字楼格子间中工作,但几乎没有人去想,这样的设计是怎么来的呢?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妈的单位,他们通常都是2-4个人分享一个办公室,每个人有张独立的写字台,有沙发有茶几,甚至还有人放的折叠床用来午休,人均活动空间在5平米左右;同时会形成独特的办公室文化,比如谁去打开水、谁去拿报纸,如何轮流值日等。那为何现在,绝少看到这样类似的工作环境呢?

这种“格子间”的设计也是一种舶来品。1951年是美国历史平平淡淡的一年,但其在劳工市场上有独特的价值:这一年美国的“白领工作者”首次超过50%——意味着美国脑力劳动者超过了体力劳动者,成为了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于是无产阶级们的工作场所也从工厂流水线发生了相应的进化。美国学者尼基尔‧萨瓦尔在其著作《隔间:办公室进化史》中专门分析了脑力劳动者工作场所的诞生于演变,作者认为办公室白领依然承担着类似于流水线上枯燥的、重复、千篇一律的工作,工厂的生产本质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写字楼中,因此二者的生产环境也存在着高度地类似:

人们在“隔间农田”(cube farm)里劳作,彼此挨着,构成6×6的标准格局,像是六个装的产品似的。道格拉斯·柯普兰(Douglas Coupland)在那本定义时代的《X世代》(Generation X)中创造了“让牛发胖的围栏”一词,并假装严肃地提供了一个“词典”释义:“小而狭窄的办公工作站,由织物包裹的可拆解的墙体隔板搭建而成,里面坐着初级员工。词源自牛肉产业中所使用的牲畜屠宰前所待的小隔间。”

好像把人放进隔间还不够侮辱人似的,这些隔间的尺寸还被做得越来越小。根据《商业周刊》1997年的一篇社论,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隔间的平均尺寸减小了25%到50%……一半的美国人表示他们觉得自家的浴室都要比自己的办公隔间大。有些人更是戏剧性地将隔间和监狱进行了比较。在诸如德克萨斯州等地区,监狱系统处理过分拥挤的方法,就是仿照满是隔间的开放式办公室,来重新设计监狱。有着典型20世纪90年代特色名字的尤尼克公司,雇用监狱犯人来制造隔间的墙板,有时候还生产隔间里面用的椅子。到了晚上,当白领们离开隔间回到家中时,这些犯人却是离开生产车间回到监狱的“隔间”里。

当代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隐藏在管理学的诸多理论背后

学界公认的是,写字楼中的格子间只是“脑力流水线”生产的特殊形式。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前,体力劳动者还是产业生产的绝对多数,这时候脑力劳动者是有诸多“特权的”——他们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如财务),他们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更好的统治与监控体力劳动者的工具。那时候的脑力劳动者是拥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的。当脑劳动变得“廉价”时,新产生的白领阶层自然是不配享用单独的办公室了。尼基尔‧萨瓦尔指出:“有人或许会辩称,对于美国经济新近的竞争局面,放开、开放的办公格局是更为合适的。然而,公司的做法却是给少数特权精英保留为数不多的独立办公室,然后把剩下的所有人挤进格子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阶级平移”——曾经在流水线上拧螺丝的还是在格子间里敲键盘,曾经有单间精英管理者们现在还是有单间的企业中高层。而我国比较特殊,现在还能有独立办公室的基本都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也算是计划经济遗泽,体现了对劳动者的尊重。

当代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隐藏在管理学的诸多理论背后

(卓别林经典电影《摩登时代》中的流水线与监工)

要深入分析格子间的问题,就不能不提法国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的研究。福柯研究了大量现代组织(工厂、学校、兵营、精神病医院等)的形式和起源,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众多现代组织的根本原则和组织管理模式,都起源于监狱。福柯提出了一个关于建筑的概念:全景敞视监狱。这个监狱模式是英国思想家边沁提出的,我在《生而贫穷》第十六章里详细分析过边沁的理念,简而言之就是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功利主义这,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计算“效用”。比如电车难题,这边一个人那边五个人,边沁就是压死一个人挽救五个人的,因为五个人“效用”更高。边沁所设计的监狱、福利院,也都是完全使建筑在“效用”上达到最大化的。这个监狱的特点是周围是一圈囚室,中间是一个监视塔,守卫可以非常效率的监视所有的囚室。福柯就认为,观察、监视、控制与校正违规行为的“全景监狱理念”,蕴含在几乎所有的现代建筑、组织和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工厂流水线就是一个典型的监狱式组织——一个在管理者凝视下劳动者们被高效监控的组织。

我们把这两位学者的研究结合起来就不难发现,工厂的设计逻辑来源于监狱,而白领们的格子间又脱胎于工厂流水线生产,那么白领的工作也并没有想象中的“自由度”,不过是在管理者监视下高效流水线上的一个螺丝钉。我想起我见过的许多写字楼设计:在一排排格子间的尽头专门隔出来一块区域当做中高层管理者的办公室,而且都是下面用毛玻璃、上面用透明玻璃来隔开——这样设计的好处是,管理者只要站起来随时可以看到格子间中白领们的工作状态,而自己的“隐私”又很好地隐藏在毛玻璃背后。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监狱,就体现了“全景敞视”的理念)

格子间,只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事例,我们本文的核心话题——现代管理学的幻象,和隐藏在管理学背后的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与剥削。

(二)泰勒制与福特制

我是经济学专业,大一学的《政治经济学》,里面专门有一小节,讲西方工厂的血汗工厂的代表制度,就是泰罗制和福特制。然后我们大二学《管理学》,第一章浓墨重彩地介绍了泰勒制,并把泰勒称为“科学管理之父”。我看着名字觉得好眼熟,结果一查才知道,泰罗和泰勒就是一个人的不同译名。我就问老师,为啥政治经济学批判地这么深入的血汗工厂制,到了管理学这里就成爸爸了?当时老师也没说出来个之乎所以然来。经济这门学科,要是学人深入了,是会学到精神分裂的。

血汗工厂泰勒制——或者称作为“科学管理”,维基百科中的定义是这样的:“是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开创性肇端,在很多方面有所应用。泰勒是第一位提出科学管理观念的人,因此被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他详细为记录每个工作的步骤及所需时间,设计出最有效的工作方法,并对每个工作制定一定的工作标准量,归划为一个标准的工作流程;将人的动作与时间,以最经济的方式达成最高的生产量,因此又被称为机械模式。”

在当代《管理学》的研究与教学中,会有意无意地可以忽略泰勒创造“科学管理”这一理论的灵感与启发是从何而来的。在1911年美国国会召开的一场关于科学管理制及其他工厂管理制度的听证会上,泰勒和他出席这场听证会的同僚们,默认了“科学管理”的理论来源之一,就是奴隶制。

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华特城兵工厂(Watertown Arsenal)的工作经验丰富的钢铁工人向委员会表示,科学管理让他觉得“仿佛退回了奴隶制”——管理者们对工人施加了高度控制,“在你工作时跟随着你……当你俯身捡几根棒子时,就拿着秒表站在你身边……这太令人难以忍受了。”机械工工会的会长论道,这个体系“几乎把工人还原为拿着低工资的奴隶……而且它在人们当中产生了一种猜忌的氛围,所有人都觉得其他人可能是叛徒或探子。”听证会后,尽管委员会没采取多少行动,但承认了这一体系“就像奴隶监工抽打黑人的鞭子一样,让他一直感到紧张不安。”

科学管理与奴隶制之间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任务观念”(task idea)的提出,泰勒将其描述为“现代科学管理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提到任务体系不得不提到亨利·劳伦斯·甘特(HenryLaurence Gantt),以他命名的时间表工具甘特图(the Gantt chart)令他闻名至今。任务制有着更长的历史,它是奴隶制下组织劳动的主要手段之一

……甘特的新体系几乎在每一方面都与一些奴隶主采用的任务制一样,而甘特也毫不掩藏这一事实。相反,他承认“任务”一词因其与奴隶制的关系而令“很多人不喜欢”,并视这一负面印象为他所提出的任务体系的“主要缺陷”。在任务制之下,被奴役者会被分到要在一天内完成的一定“任务量”或配额;与之相反的是队工制(gang system),被奴役者在持续的监督下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内劳作。在一些例子中,采用任务制的奴隶主甚至会给超额完成工作的奴隶钱财的奖励。

来源: Caitlin Rosenthal:How Slavery InspiredModern Business Management | Boston Review 翻译:沈今语

科学管理的批判者们认为,泰勒和甘特所创造的理论,与奴隶制所展现的特性如出一辙,唯一的改善也就是加入了工人的基本工资和辞职的权利。美国社会学家布雷弗曼指出:泰勒制的核心元素就是工作的去技能化和对工人的严密控制,其工时与动作研究剥夺了工人对生产过程知识的控制,并将这些知识牢牢地控制在管理者手中,让手工业者失去了与雇主博弈的实力,只能任由摆布。这就类似于,古希腊只有祭祀能够翻译“神谕”,拥有神谕的最高解释权;也类似于我国封建社会中只有士人是识字的,所以一切意识形态的解释权都在士人手中,知道新文化运动时白话文的普及,才真正的让这一少数人的特权变为了普世权利。

劳动者拒绝成为流水线上的奴隶,就像程序员抵触996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泰勒制非但不会提高生产效率,反而会引发劳动者的反抗情绪。于是改良版的泰勒制——福特制应运而生。福特制同样是一套基于工业化和标准化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只不过相对于泰勒制有了些许“温和”,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少激励元素,比如付给工人高于一般生活开销的工薪,以便让他们有能力来买他们自己制造的产品。再比如给予工人长期许诺,不随意开除工人,给予伴随工龄和生产效率增长的福利等等。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其“血汗制度”的本质。即便在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中,“泰勒制”和“福特制”都被称作为“低信任体制”。在这样一种体制中,工人没有工作的自主权,一切任务都由管理方规定,并且依赖于机器实现,同时工作过程受到严密的监控;而且这种控制系统和监视系统的效率都远远地超过了奴隶与封建社会,真的是“科学控制”与“科学监视”——就好比我们以前分析过的,像钉钉这样的软件,你打卡的地理定位都能收集,还能搞一个什么“早到排行榜”“加班排行榜”。管理学中的有识之士早就开始反思这种“低信任体制”是否真正能够带来效率的提升、是否真正能让公司整体收益。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一种监控体制会造成职工的投入和士气的损害,更严重的还会更加激化劳动者的抵触情绪。许多奉行“低信任体制”理念的公司,劳资冲突比率明显高于平均值。

上图是卓别林经典作品《摩登时代》中的情节,资本家通过无孔不入的摄像头和显示屏,监控着劳动者的一切,让劳动者时时刻刻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中,把剩余价值榨到最大化。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来看几个月前的一则新闻:“最近,南京河西区域的环卫工人被配发了一款有定位功能的智能手表。工人们只要在原地停留休息20分钟以上,手表就会自动发出“加油”的声音……这声“加油”不是鼓励,而是警告。原地停留20分钟被管理人员定义为“违规停留”,一旦发现环卫工人有任何摸鱼的迹象,手表就会自动给环卫监控指挥中心报警,处罚也就跟着来了……不管是不是午休时间、不管工作做没做完,只要停留就等于偷懒的逻辑,也难免有一刀切之嫌。用这位环卫工人的话说:‘如果半小时内路上都干干净净的,难不成我还要专门来回跑不成?’”

恩格斯就描述过英国工厂中的这种现象:在19世纪的工厂,工人是禁止携带自己的钟表的——对于时间的定义也成为了资本家的“特权”。于是工人的工作时间要以工厂的时钟为准,而资本家和他的监工们往往会常常在时钟上做手脚:上班时先把时钟拨早一些,下班时又把时钟拨晚一些,通过增加工作时长剥削过多的剩余价值。这就是工业时代版的“半夜鸡叫”,自古以来的剥削者们都没有什么新鲜事。

(电影《悲惨世界》中展示的工厂,右上角的小露台就是工厂主和监工们俯瞰纺织女工工作的地点,完全符合全景敞视的监控理念,只不过随着科技的进步,资本家们的“监控”更加便利。)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来用来批判现代管理学的一把利器。他们认为,这些所谓的“管理学”理论,不过是“更好地把人变成工具”。在封建社会中,虽然农民也遭受着剥削与压迫,但是农业生产中农民永远会对其工作有着自主性,也需要相当的知识和技能;但是工业社会的产业工人,既对自己工作没有任何自主权,也不需要太过高级的技术和知识,他们只需要在流水线上重复地拧好螺丝钉就足够了。于是,这样一种工作成为了“某种外在的疏离的东西”,让劳动者产生剥离感和自主性的丧失,造成精神上的痛苦,进一步的对工作甚至于整个工业生产都抱有一种冷漠乃至于厌恶的态度。

另一位社会学泰斗涂尔干虽然不同意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并创建了一套全新的分析世界的模型,但是他也关注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现代工业生产体制对于劳动者施加的负面影响。涂尔干同样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让本应彼此联系的人们割裂和孤立开了,以此导致的对个体的负面影响他称之为“失范”。

我翻开《管理学原理》这本书,歪歪斜斜的每也上都写着什么“计划”“科学”“效率”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剥削”!

无论是马克思的“异化”,还是涂尔干的“失范”,都是在讨论类似的社会问题,两个理论截然不同的大师在同一个问题上有着类似的结论,那就说明这真就是个问题了。众多学者认为,主流管理学过于强调效率、控制和监视,忽略了劳动者的主观体验,就是实实在在的“把人当成了工具”;同时,主流管理学背后的,永远无法掩盖“剥削”二字,甚至于管理学的诸多理论就是在研究“怎样更好地剥削劳动者”。所有管理学的出发点永远是工厂、企业和管理层,从来没有以普通劳动者视角为出发的研究。于是,一个管理学的新流派——“批判管理学”诞生了,它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以批判当代管理学披着“科学管理”之表,而行剥削劳动者之实的诸多理论,撕开了资本家虚伪的面皮。

(三)批判管理学

批判管理学有两位宗师,一位是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思想家哈贝马斯,他主要从从哲学理论的角度构建;一位是美国社会学家、工人运动代表布雷弗曼,他主要从实践经验去批判。

哈贝马斯用康德的哲学思想去批判管理学的诸多理论,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降维打击,这都不是用牛刀杀鸡了,这是用高射炮杀鸡了。哲学的东西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尽量言简意赅的说一说。康德在其划时代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康德认为,我们的思想不是被动的感觉材料接收器,恰恰相反,我们能够自主地对外部现实的经验进行选择、限制、组织和解释。是我们赋予这个世界意义,而不是世界赋予我们意义。

康德的这个观点,是针对哲学一个重要分支——经验主义的批判。经验主义代表人物也都是我们的老熟人了:大卫·休谟、约翰·洛克和乔治·贝克莱。简单来讲,经验主义就说,我们的认知能够发反应客观世界;但是康德说了,我们的经验不能反应客观世界,因为每个人的“反映”都是带有主观色彩的。

这就比较要命了,学过管理学的朋友都知道,管理学就说标准意义上的“经验主义”,而且是唯结果论的——你的公司大、你的成就高、你挣的钱多,那你就天然的正确,不然凭啥别的公司就被你收购了呢?肯定是你的管理经验更优越呗。但是,这就忽略了诸多客观条件可能存在的干扰因素,有很多不能写进管理学理论中的“天时地利人和”“原始积累或官商勾结”甚至于简简单单的运气,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哈贝马斯就指出,当前学界所有关于管理学的知识,都不是“绝对真实的表征”,这些不过是学说创立者们自己的眼所见、自己的耳所闻、自己的头脑所思的属于自己的经验,只是这个真实世界的一个侧面表达而已。管理学这种经验主义学科,也永远不会有“最终答案”,而是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变化的,还形成不断新的学说、解释和假设。也因此,管理学对于问题的“解决方法”,也多是无效的,因为在经验主义框架下,学说创造者和使用者们所处的客观现实千差万别,因为不能精确反映这一客观现实,他们会以为这是适用的方法论,但往往南辕北辙。更深入的,哈贝马斯认为,管理学知识是很难以以实体的形式存在于个体之外的,就是那些个大企业家大学者们毕生所学之管理经验,是很难用人类的语言和文字来表达的。就算用文字赋予了这些经验以外在形式,也并不意味着管理实践者或学习者对管理学知识有同样的理解,因为管理知识这种东西,会根据受众自己的经验、认知程度、背景进行再构建的。

学习了这个理论之后,解答了我上学时候的一个疑惑。我们经济管理是一个学院,看他们隔壁管理系,最热门的是会计和财管两个专业,人力资源冷冷清清,最没人愿意学的就是工商管理专业——这是一个结果导向型的现象,因为会计和财管最好找工作,人力资源马马虎虎,管理学最难找工作。我现在背后的原因了,因为会计和财管确实会学一门实打实的技术,人力资源也算是半门技术吧,工商管理是最没用的——这也是招工方多年以来实践得出的结论,所以不同专业找工作的难易程度会不同,这一种现象也就很好理解了。

触类旁通,同理可得,这也就是“成功学”没有卵用的原因。我们看到的都是成功人物的主观经验,他们的描述本身就与客观现实就有很大差距,然后经过文字再“翻译”一遍,再经过我们的主观经验再“翻译”一遍,早就不知道是写什么东西了。所以“你永远不可能依靠学习成功学成功”其实是一个有哲学依据的真理。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管理学无论对于输出者还是对于输入者,都是没有卵用的东西,那么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资本家和企业管理者们都乐此不疲地追捧它呢?哈贝马斯给了我们答案:资本家和企业的管理者们,是需要通过管理学,树立自己的精神权威;他们进行管理实践、领导组织、进行变革,都需要“管理学”的理论来背书;是为了更好的对劳动者进行精神奴役——你看,这可是专家的理论哦。某种程度上讲,管理学的理论就是当代“资本宗教”的《圣经》。哈贝马斯说:“管理者们把自己的特权隐藏在了高级知识这一名词的背后”,可以说是非常言简意赅、直至核心了。

相比于学院派的哈贝马斯,布雷弗曼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他从小家境贫寒,家里无力支持他的教育,只能辍学打工,先后在海军造船厂、铁道修配厂、基础钢铁工业设备厂等企业工作了14年,担任过铜匠、管工、金属片工……高等教育的缺失并没有影响布雷弗曼走向学术道路,而“社会大学”的经验成为了他理论最好的支撑基础。

布雷弗曼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批判当代企业的管理体制,对于泰勒制最深入的批判就是他最先开始的。他提炼出了“科学管理”的几大本质:第一,将劳动过程与工人技能分离;第二,将概念与执行分离;第三,利用垄断权力对知识和劳动的控制——控制劳动过程的每一步,控制知识的执行方式。他这样评价个学管理理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明确的表达”。

布雷弗曼认为技术的进步非但没有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反而成为了限制无产阶级的新枷锁。先进的技术让无产阶级工作更加“去技能化”,让他们丧失了与资方议价的能力;无论在工厂流水线上,还是在白领办公室中,劳动者的工作整体性在退化,工厂和企业需要的只是不用思考与反思、不停重复执行去技能化任务的“身体”而已。

布雷弗曼指出,虽然管理学和技术进步都是“中性”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剥削体制下,它们都成为了助长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者们根本无法享受到技术进步、组织优化所带来的福利,反而往往是受害者(比如一些自动化AI的普及让劳动者失业,赚的钱确是资本家的)。布雷弗曼无不忧虑地指出,曾经劳动者们只是借助机器进行生产,在当今工人的技能转变为照料机器。他用一个非常俏皮的比喻,来解释在阶级不平等下技术进步的现象:“……‘平均’提高了,那就是接受了统计学家的逻辑——统计学家们把一只脚放在火中,而另一只脚放在冰水里,然后告诉你:‘平均而言’,他感到非常舒服。”触类旁通,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平均工资”“平均消费”“评级年终奖”都是一个道理,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属于“被平均”的那一部分,比如最近的一则新闻,AI被用来解雇员工:

管理学,本来是通过优化生产关系用来提高生产效率的,但是呢,因为基本都用来控制、监视和剥削劳动者,导致劳动者积极性降低,反而影响了生产效率。于是资本主义也在与时俱进,“后福特制”成为了当今管理学的主流显学。

后福特制讲究给予劳动者一定的自主性,不要让他们觉得自己就是个悲惨的螺丝钉;扁平化管理、小团队化管理,提升基层的活跃度;通过高福利、终身雇佣等策略,磨灭劳动者的反抗精神。其实现在中国互联网公司所吹嘘的“扁平化、开放、创新精神、自由、结果导向”等精神,都是西方六七十年代后福特制玩剩下的。

后福特制的寿命并没有比泰勒制、福特制长久多少(我们下一篇文章会专门讲到后福特制是如何破产的),但其“团队工作”“扁平化”等理念,依然在被当今管理学所推崇,但这背后也不能掩盖资产阶级管理学控制、监视、剥削劳动者的本质。按照居伊·德波的理论,这个世界全都是“幻象”全都是“景观”,附着在当代年轻人身上的“景观”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能带来伪阶级晋升感的消费主义,还有很多其他的浮华幻影。比如说生产活动中的“创造性劳动”。这一类伪概念互联网和新兴行业公司喜欢用得比较多,大致就是给应届生和应聘者们描绘出一种你的劳动是有创造性的、你在公司里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多、你很重要、你有自主权、扁平化管理、升职空间大等“景观”。但其本质与其幻象相去甚远。

当代白领们的工作,大多包裹在这种“伪自由感”之中。美国社会学家劳里·格雷厄姆专门对当代新型企业的生产方式进行过批判,她指出,团队生产不过是资方控制、监视劳动者的一种新手段,并用来对抗工团主义的力量,资方普遍认为:“如果管理方与基层员工处于一个‘团队’之中,那么基层员工对于工作的不满程度就会大大降低,也应当不会有劳资冲突”。更进一步地,管理者们会向基层员工灌输这种观念:要求提高薪水或拒绝加班会被认为缺乏团队精神。格雷厄姆采访过的一位从事创新性团队工作的劳动者对她吐槽,本来自己对团队工作充满热情,但后来发现只是“来自同事互相监督工作‘到死’的一种新手段”。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BAT这些互联网大公司,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就业选择了。我有一位朋友,毕业之后家里安排进了事业单位,就是四个人一个办公室有人打热水有人领报纸的那种,但是她觉得实在是浪费青春,就辞职并且立志跳到大公司,去实现人性价值。也是她能力非常出众,很顺利了应聘到了腾讯的岗位。刚入职特别激动地给我发了好几个小视频,拍腾讯大楼里面的工作环境,说你看这是专门给员工用的咖啡厅,你看我们还有一座攀岩墙!还跟我感慨公司食堂提供夜宵,专门有好多胶囊房给员工睡觉,在健身房还能洗澡,完全可以不用回家啦。她当时跟我说哇腾讯真是太贴心了、太人性化了,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到了。结果工作了还没一个月就发现了,贴个JB的心,每天十七八个小时工作连轴转要把人熬死了,尼玛胶囊床的房再舒服,也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闲暇时间舒服啊。

我当时没想扫她的兴,后来跟她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公司又不是做慈善的,那健身房的钱还不是你们的血汗铸就的?你看那夕阳下闪着光的多媒体室、咖啡角、胶囊床,像不像你逝去的剩余价值?

什么工作环境、扁平化管理、创新性团队,我给这些乱七八糟的公司新话束发明了一个名词——“工作主义景观”,这些都是幻象,但可以给劳动者一种“伪自由感”“伪阶级晋升感”,就像买了一个奢侈品包就感觉自己身份提高了一样。所以现在精神上的小布尔乔亚这么多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从生产工作到消费生活,全都是这种“景观洗脑”,这种糖衣炮弹真的甜啊。

(网络图片,网友一些“工作主义景观”话术的吐槽)

(五)管理学的未来

虽然批判管理学的学者们把管理学理论扒到底裤都不剩了,但是这些学者们公认的一点就是:管理学本质上是中性的,就像技术的进步是中性的一样。一个调整生产关系,一个发展生产力,本质都是为了社会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那么为什么,管理学反而成为了压迫、监视、剥削劳动者的帮凶甚至于理论背书呢?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中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天然不平等,所以无论技术的进步还是管理学的应用,都变成了主张压迫、剥削与两极分化的手段。

批判管理学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批判当今学校的商科教育,认为这些精英主义教育让商学院的学生普遍缺乏道德敏感性和道德责任感。他们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能独立思考、有反叛精神、有同情心和责任担当的新精英。从而能够在生产实践中质疑现行的管理惯例,并创造出更好的规范、政策、观念和管理价值观。

同时,学者们呼唤劳动者力量的回归,来让这个权力天平尽量变得平衡。戳破管理学的景观幻象,让劳动者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背后监视、控制与剥削的本质,才能激发起他们的反抗精神,去追求真正的自由;而不是在虚假的景观中自怨自艾,在被异化的痛苦中无能为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于当代管理学的批判和未来管理体系的构建中,当年中国无产阶级的智慧结晶——《鞍钢宪法》,被反复提及。《鞍钢宪法》是我国鞍山钢铁公司于60年代初总结出来的一套企业管理基本经验,其核心思想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相结合”。毛泽东主席在批示中指出:要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这是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一次伟大构建,基层工人和技术人员在生产管理首次被理论性地提升到最核心的位置。《鞍钢宪法》被一些西方学者称赞这是工人争取“经济民主”的划时代尝试,并认为在未来的管理学实践中,这种模式是最理想化的参考目标。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要渴望着一蹴而就或者天上掉馅饼之类的结果。有首歌唱得好:“弱者寻找借口责怪正义是神的虚构 强者宁愿沉默身陷重围也要奋斗”。还是那句话,放眼未来,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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